致敬黄仁宇:传统中国为何既败给文明,又败给野蛮? |先知书店
❶ 黄仁宇说: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,前两种是工匠和技师,最后往前进一步就是思想家。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,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,一切源于20世纪中国的动荡不安。
❷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激烈动荡,以及社会大规模暴乱的根源,都同外部的冲突密切相关。
❸ 击倒传统中国的,甚至不全是更先进的文明和思想,因此也有了悲哀的结果:取代落后和野蛮的,往往是更加落后和野蛮。
❹ 在近代,中国社会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商业的,最落后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农业的,直接区别在于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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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宇及其作品集
致敬黄仁宇:
传统中国为何既败给文明,又败给野蛮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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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划:先知书店
2000年1月8日,历史学家黄仁宇辞世。这位青少年时曾梦想成为拿破仑的热血青年,最终却在人生晚年意外地成为历史学家。黄仁宇的成名作《万历十五年》是如此耀眼,以致他的其他作品与观点常常被忽略。黄仁宇逝世18周年之际,先知书店尝试对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和观点进行简单梳理和挖掘。
在黄仁宇笔下,以明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,如同一幕遍地丑角的荒诞剧,官府低能到无力面对真实世界的任何问题,无法对社会进行最基本的有效管理,官府不掌握真实有效的数据,异想天开地做决策,执行到下层更是彻底扭曲走样,这种自欺欺人的虚伪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阴阳之道:
在阳面,是儒家道德和帝王权威,维持着体制的稳定和体面,根据幻觉安排一个个不可能实现的上层设计和指令;而在阴面,官僚集团靠谎言欺瞒皇帝,靠权力欺压下面,底层受到的是粗暴不公的掠夺,一切问题都被掩盖了,直到有外人过来,对着破房子踹上一脚,假象被戳穿,一切都崩塌了。
更为悲哀的是,击倒传统中国的,甚至不全是更先进的文明和思想,因此也有了悲哀的结果:取代落后和野蛮的,往往是更加落后和野蛮。
传统中国,
既输给文明,又输给野蛮
作为余英时的学生,《剑桥中国史》的作者之一,黄仁宇有两部作品,分别代表了他学者和文人的两种身份。
一部是用时七年,呕心沥血的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》,直指明朝“洪武型财政”中深刻的农业社会烙印:账册对不上实际,体制僵化到瘫痪,无力解决实际问题,却死守着虚伪的道德,肆意造假来满足上司的拍脑袋。而此时的西方,已在商业传统中培育出数目字管理,从财政史遍可以看出,中国在十六世纪就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了。
此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,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却并不多。除了大众对正统学术作品望而生畏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:研究的问题太“古老”了,聚光灯反而是最难直视的。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一个沉痛而显著的历史事实,既有被过度关注的焦虑,又有无力改变的无奈,甚至一百多年来各种思潮和革命动荡,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,乃至于非专业读者对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感到疲倦。
与之相反,他仅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却迅速爆红,并成为华人社会的重大文化现象,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历史圈子,成为横扫各大书单的历史畅销书,并且不断的加印和再版。本书与黄仁宇之前的学术作品不同,并未大量罗列数据、引用专著和历史文献,而是从宏观切入,思考古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构性问题,更近似于历史随笔,因此遭到一些自作多情的历史爱好者的贬低。这种指责是可笑的。正如黄仁宇所言: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,前两种是工匠和技师,最后往前进一步就是思想家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刺中了某种更加痛苦的记忆,传统中国为什么失败?仅仅因为比西方落后么?它揭开了另一个尘封已久的伤疤:过去的400年间,中国既输给比自己强大和先进的文明,也输给比自己野蛮和落后的文明。当失败无法被落后掩盖时,这种痛苦就更加深刻,直指身上的隐疾:大明王朝不仅落后了,而且生病了,是病入膏肓,乃至可以被李自成率领的陕西农民起义军,和努尔哈赤率领的东北满族军队轻易打倒。
黄仁宇的文笔在历史学家中堪称顶尖,优美宏大中有一种深刻的悲凉,没有体验过他的动荡经历,就注定无法理解他的思考。正如其自传作品《黄河青山》所言,他最想写的是民国历史,但由于自己身在其中,所以完全无法下笔。因此,我们也需要从《黄河青山》中理解一个真实的黄仁宇,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。
在动荡人生中思考大历史
一个神情和钱包同样羞涩的上尉,同一个出身外交官家庭、家中说英文或法文的女孩谈了一场注定无望的恋爱,这就是年轻时的黄仁宇,而他的家国情怀和事业精神同样在现实中梦碎了:抗日战争一年后,他毅然投笔从戎,从南开大学辍学加入中央军校。田汉、廖沫沙等左翼分子曾邀请黄仁宇去延安参加抗战,他却没有动心。
1942年,黄仁宇作为参谋,参加了抗日战争中国军队战绩最辉煌的入缅作战,抗战胜利时,他在上海接受日军的投降。随后,在内战中,他痛苦的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塌,亲眼看到了中华民国自盛而衰的众生百态,也就看到了民国庞大躯体中的病痛苦难。他去美国后苦心钻研历史,大器晚成,成为余英时的弟子,成为《中国剑桥史》的作者之一,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史专家,其源头正在这里,他说:“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,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,一切源于20世纪中国的动荡不安。”
青年时代的黄仁宇
在对国民党的观察中,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顽疾,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兴趣,即政府在所谓“完美理想模式”下的管理能力缺位,在现实中,他痛感国民党的失败,追本溯源到中国制度和社会模式本身,思索其内在的原因,最终在历史的研究中,一步步找到了追寻多年的答案:在历史上,为何明朝亡于更野蛮落后的外族?
内战的失败让他梦想破碎,背井离乡。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激烈动荡,社会大规模暴乱的根源,都同外部的冲突密切相关。欲理解今日之中国,必须回溯到中国与外族对峙之最初,“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,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”。于是,他选择明朝作为研究的主题,建立他的大历史观。他如此叙述:
我们必须了解到,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,不清楚实际税收,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。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,其准确度有多高,官员也不会太当真。在这种情况下,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,再进行处理,是很不切实际的。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,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,将之标准化,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。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,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,设法加以解决。……在古代,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……如果人人默不吭声,缺陷就会缩到最小。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,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,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。
当时的国民党,是一个混杂了旧式军阀和新派人物的复合体,也是一个现实追不上理想,管理追不上目标的政权,张宗昌作为抗日战争时的山东军事指挥官,有“三不知”之名: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,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,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。史迪威为了避免美国援华物资被贪污,要避开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员,将物资亲手发到士兵手里。
归根结底,当时的中国还缺乏商业文明的传统积累,国民党尽管在创立之初抱有良好的社会理想,却在长期的酱缸文化中被同化,锐气逐步消亡殆尽,最终亡于自身的贪污腐败和低能瘫痪。
“数目字管理”:
产权至上的信息管理体系
黄仁宇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概念,即先进社会要实现“数目字管理”,批评者往往认为他陷入了崇尚技术主义的误区。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
黄仁宇多次澄清,“数目字管理”的前提是产权清晰,比如可靠完善的私有制,使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资源可以公平地流通和组合。管理应是自下而上的,在避免了上位者的干扰后,对社会资源的统计才能真实进行。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,整合进一个公共管理体系,提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交换,这才是数目字管理的完整涵义。数目字管理的社会,就是我们常说的法治社会。
在另一本也颇具影响力的《中国大历史》中,黄仁宇以宏观视野看待中国历史,记录朝代更替演变,并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,追寻中国历史兴衰荣辱的脉络。
他认为,在近代,社会中最先进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商业的,最落后的经济部门是基于农业的,直接区别在于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,包括三大特征: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、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配、道德观念上的产权清晰化。近代西方的领先,在于采用先进部门的标准来建立制度,即从文艺复兴意大利城邦开始,到荷兰和英国的西方发展道路。西方的成功带来了世界变革,从小国波及到大国,从海洋性国家到大陆性国家,从文化控制松散的国家到文化控制严厉的国家,甚至近现代的种种社会代价巨大的尝试,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下的各种分歧的体现。
明代鱼鳞册,一直到明末,官僚们用的都是200多年前明太祖时统计的土地产权数据
而明代,中国以落后部门的标准来建立制度,农业部门的落后带来了制度的整体落后:上层是效率底下的官僚组织,下层是遍布全国的脆弱小自耕农,中间依靠儒家伦理道德而非法制来连接;体制在遇到复杂的状况时,统统以道德名义来处理:自然灾害是皇帝或宰辅缺乏私人道德,亡国是因为奸臣或红颜祸水,等等。
中国在社会多元化之前就形成了集权体制,将儒家理论宗教化,目的在于保持稳定,而不是琐屑地解决问题,国家表面上是庞然大物,其实低能无效,不堪一击,这个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,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,它组织简单,效率低下,是无能、缺乏弹性又喜欢乱作为的政体,稍有外部压力就会轰然倒下。
无疑,黄仁宇受到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影响,喜欢跳出去看历史,站在远方去看历史,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,观察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发展趋向,打通历史与社会、经济、地理、文化研究的界限。(如果您对影响黄仁宇的布罗代尔感兴趣,千字君推荐您阅读布罗代尔代表作《文明史》,点击书名即可购买)
如果说在其他作品中,黄仁宇思考的是他熟悉的历史中国,而对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,他的思考体现在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》中。他认为,中国是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,夹在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数亿广大农民之间,最终必须依靠现代法制来连接。
黄仁宇先生辞世已有18个春秋,生前他一度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。然而,遗憾的是,虽然在黄仁宇去世后的十多年,中国驰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轨道上,但中国的“历史病”,并未痊愈,其中深意,不言而喻。先生逝去已久,回声依旧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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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家的最高境界,不是技师和匠人,而是思想家。以此而论,黄仁宇无疑是可盖棺定论,已达最高境界的史学家。
历史虽已远去,但历史的基因与逻辑依然强大,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,阅读黄仁宇的深层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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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有的大历史观,开历史研究之先河;
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,这样看。黄仁宇作品英文版被美国多所大学视为教科书